英國庫克船長奉英國女王的任命，航行駛向未知，尋找傳說中假設存在的「未知的南方大陸」Terra Australis Incognitia；十七世紀初期，荷蘭人最早在今日澳大利亞的西岸及北岸登陸，無意經營離去。1770年的一個西風吹送的秋天早晨，單桅桿帆船「奮進號」HMS Endeavour駛進了一個未知大陸的東南岸海灣，看到一群顏色非常深或黑膚色的人們，在英國航長的航行記錄中寫到，他們不知道是否是他們皮膚的真實顏色或可能是他們穿的衣服的顏色。
庫克船長延著土地東南岸航行，首次登陸於一個充滿植物的海灣，內灣周圍附近的原住民聚集在岬角上，對外來者生氣咆哮，揮舞長矛，這是英國探險家與澳大利亞原住民之間的首次接觸，其中一位原住民在接觸衝突中受傷；這個岬灣後來被命名為植物灣Botany Bay。 與詹姆斯·庫克船長 Captain James Cook同行的有當時最有名的二大植物學家，在一個星期的靠岸停留，庫克船長創下空前絶後的紀錄，過去未曾有任何一位自然學家能夠在這麼短的一段時間，收集到那麼多動物，植物，鳥類的標本。庫克船長在土地上升起英國國旗，將今日澳大利亞的東部沿海地區，命名為新南威爾士New South Wales，因此納入了英國的版圖。
庫克船長繼續向北航行，來到位於現在昆士蘭庫克鎮Cooktown Qld位置的海灣，「奮進號」需要維修，因此靠岸與當地原住民接觸，互動良好友善。 庫克船長返航，英國政府並不認同澳大利亞原住民是土地的所有者，因為他們不從事農業活動。 1788 年，隨著總督阿瑟·菲利普和第一艦隊的到來，開始了英國對澳大利亞的殖民統治；第一艦隊於傑克遜港登岸British colonisation of Australia began at Port Jackson in 1788 with the arrival of Governor Arthur Phillip and the First Fleet，總督奉命於英國政府必須想辦法盡量與當地原住民交通，安撫他們的情緒，並交待命令英屬臣民與土著要和睦相處，並懲罰那些恣意消滅土著的人。
最先目睹大批量英國殖民登陸的原住民部落歐拉Eora，對英國殖民行動的反應，首先是驚訝，然後防禦攻擊。 歐拉人在接下來的兩年內普遍性的反應是避開英國殖民者；原住民對英國殖民者未經許可就進入他們的土地，佔用他們的資源，感到冒犯，這是原住民社會的慣例。 然而，在初期，確實有與植物灣Botany Bay的原住民部落友善接觸，包括交換禮物等等；在第一個月的 17 次接觸中，只有2次涉及原住民部落 Eora 進入英國定居點。 一年後，菲利普決定抓捕一些土著，教他們英語讓他們成為雙方溝通的中間人，綁架導致兩名土著，阿拉巴努和本尼朗Arabanoo and Bennelong，刺傷菲利普，最終於 1793 年本尼朗Bennelong及其他一些原住民隨同總督菲利普一起前往英國。 另一個衝突事件是原住民用長矛刺死英籍獵人，總督菲利普下令在植物灣逮捕並斬首 10 名原住民男子，未果。
英國定居的第一個明顯衝擊，出現在 1789 年 4 月，當時一種可能是天花Smallpox的疾病襲擊了傑克遜港附近的原住民。 疫情發生前，第一艦隊的人口數量與原住民歐拉人口持平；此後，英國移居人口與坎伯蘭平原Cumberland Plain上的所有原住民人口相等；到 1820 年，英國移民人口已達3萬，相當於新南威爾士州的全部原住民人口。 殖民統治後的一個世代，原住民部落人口已大大削減，他們主要生活在歐洲移民社區的郊區，儘管一些原住民確實繼續生活在悉尼周圍的沿海地區以及喬治河George River周圍及植物灣Botany Bay。 在更深入內陸地區，1815 年坎伯蘭平原Cumberland Plain 被英國殖民入侵佔領的消息傳入數百公里內陸的原住民地區成為警訊；然而，到殖民統治後第二個世代接觸時，澳大利亞東南部的許多原住民群體都消失了。 最大的消失死亡首要原因是疾病，其次是英國殖民入侵和土著間的殺戮；極低的出生率進一步加劇了原住民人口流失。據估計，在殖民後這些原住民人口劇減，比原先原住民總人口少了 80%，這意味著原住民傳統的親屬制度和禮儀變得難以維持，家庭和社會關係被撕裂。 土著倖存者在歐洲社區的邊緣，住在城鎮和河岸周圍的帳篷和棚屋裡，健康狀況不佳。
英國探險隊到達澳大利亞探險灣Adventure Bay的1802 年，是歐洲人首次接觸塔斯馬尼亞原住民；法國探險家對原住民比北邊的英國探險家友善。 早在 1800 年，歐洲捕鯨者就曾到過巴斯海峽Bass Strait島嶼綁架土著婦女；當地原住民也將婦女賣給水手，後來這些婦女的後代成為塔斯馬尼亞原住民的最後倖存者。
同化
同化政策首先由總督麥格理 Macquarie發起，他於 1814 年在布萊克敦Blacktown建立了原住民機構以教化新南威爾士州原住民走入文明，並讓他們的習性更加馴化和勤奮，讓兒童入讀寄宿學校。 到 1817 年，已有 17 名原住民學童入學，其中一位名叫瑪麗亞Maria的原住民女孩在 1819 年的學校考試中領先歐洲兒童獲得了第一名。 然而，在總督麥格理更換預算後不久，該學校就關閉了。
基督教傳教士也於 1827年開始學習土著語言，1831 年傳教工作將《路加福音》翻譯成土著語言，以及在邊境提供食物和庇護所；當生活物資耗盡時，原住民通常會前往牧區尋找工作，一些傳教士會帶原住民孩童到宿舍接受教育。歐洲人也同時有所同化於原住民文化，與原住民一起生活的歐洲人採用了原住民的語言和習俗，並生活成為原住民社會的一員。
1830及1849年代英國殖民政府陸續有政策與原住民接觸及建立關係；1833 年，由福威爾·巴克斯頓Fowell Buxton領導的英國下議院委員會要求更好地對待原住民，將他們稱為“原先所有者”，英國殖民政府於1838 年設立了原住民保護者Protector of Aborigines辦公室。 然而，一些產生又間斷的推動努力，經歷人道主義努力產生了 1848 年《荒地法案》Waste Land Act of 1848，該法案賦予原住民一定的權利和土地保留。
衝突
英國殖民統治後，在澳洲大陸英國移民與原住民之間的衝突沿著歐洲定居點的邊界曠日持久的展開。 據估計，至少有4萬名澳大利亞原住民和 2千多名殖民定居者在奪地的邊境戰爭中喪生；然而，最近學術研究表明關於邊境戰爭過程，原住民的死亡人數可能比原先估計要高得多。事實證明是澳大利亞許多地方都發生過與原住民戰鬥和屠殺，而昆士蘭州的戰鬪和原住民屠殺尤其血腥，因為昆士蘭州在英國殖民接觸前的原住民人口相對較多。據估計，在邊境暴力事件中，有多達3千名白人被澳大利亞原住民殺害，而且一些原住民還與殖民者結盟對抗其他原住民。 殖民化加速了原住民群體之間的戰鬥，殖民導致他們因疾病死亡，更導致他們離開自己的傳統土地。 1840 年，新南威爾士州禁止土著擁有槍支，但英國殖民政府以法律前不平等為由推翻了這一禁令。
1790 年，悉尼的一位原住民領袖反抗歐洲人，對定居者發動了一系列遊擊式戰爭，稱為霍克斯伯里戰爭和尼皮恩戰爭Hawkesbury and Nepean Wars，從 1790 年到 1816 年，歷時 26 年。 1802 年他去世後，他的兒子繼續這場抗爭直到 1810 年；該抗爭戰鬥導致六人以上的原住民群體被禁止，並禁止他們在距定居點兩公里內攜帶武器。 在坎伯蘭平原Cumberland Plain之外，巴瑟斯特Bathurst首先爆發了針對原住民的暴力事件，1822 年宣布戒嚴令，第40 團做出回應鎮壓，這個大規模抗爭被稱為巴瑟斯特戰爭Bathurst War。
在範迪門土地上Van Diemen’s Land，隨著定居者和羊群數量的大幅增加，衝突於1824 年爆發，到 1826 年，土著戰士回應殺死了 24 名歐洲人。 1828年宣布戒嚴，定居者的賞金團體開始報復，在原住民方面，土著戰士領導牡蠣灣Oyster Bay原住民部落對抗定居者。 黑人戰爭主要是以游擊戰進行，奪去了 600 至 900 名原住民和 200 多名歐洲殖民者的生命，幾乎消滅了島上的所有原住民。 西澳伯斯附近發生的衝突，政府向定居者提供軍械庫的使用權，1834 年，一支懲罰性政黨發起了針對原住民的進攻。
塔斯馬尼亞原住民的瀕臨滅絕，以及大規模屠殺的頻繁發生，引發了歷史學家關於「黑人戰爭是否應該被定義為種族滅絕行為」的爭論。
疾病Diseases
天花、流感和肺結核等致命傳染病一直是原住民死亡的主要原因；僅天花就去除了超過 50% 的原住民人口，其他疾病致死的包括痢疾、猩紅熱、斑疹傷寒、麻疹、百日咳和流感；性傳播疾病也因殖民引入。 原住民健康狀況下降也因為土地被奪走，無法取得原先多樣化的傳統飲食，由於殖民後，麵粉和糖的使用增加，導致營養不良；殖民首先引入的酒精也導致原住民酗酒的問題。
1789年霍克斯伯里河、布羅肯灣和哈金港Hawkesbury River,、Broken Bay and Port Hacking之間爆發的一場大規模天花傳染導致大量原住民死亡。根據第一艦隊成員日記中記錄推測悉尼地區的原住民以前從未患過這種疾病，因此缺乏免疫力。由於無法理解或對抗這種疾病，原住民部落居民往往避開，給患病者留下一些食物和水讓他們自我生存。 隨著原住民氏族群體的逃離，疫情進一步沿著沿海地帶蔓延到內陸地區，這對原住民社會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
一些人認為是漁民不小心將天花帶到了澳大利亞北部，然後病毒傳播到了南方。 然而，鑑於該疾病的傳播依賴高人口密度，而且得病者很快就無法行走，因此這種疫情不太可能在沙漠貿易路線上傳播。 該疾病更可能的來源是第一艦隊帶來的“天花病毒”，也有人推測這些是故意安排釋放的“生物武器”意外。
經濟與環境
1822年，英國政府降低了對澳大利亞羊毛的關稅，導致綿羊數量增加，隨後移民又增加；綿羊在乾旱的西部平原繁盛。英國殖民帶來了生態革命，原住民的傳統珍貴主食減少了，野生的袋鼠和澳大利亞灌叢火雞等原住民的肉類來源被殖民者的畜牧取代。 新的經濟產品擾亂了原住民傳統的生活方式，例如鋼斧取代了傳統的石斧，導致傳統上只有老年人可以使用石斧的特權喪失。 新的斧頭由定居者和傳教士交給年輕人以換取他們的勞力，這也削弱了舊的貿易網絡。
失去土地後的原住民來到牧區、傳教區和城鎮，往往是因為缺乏食物飢餓而被迫。 煙草、茶葉和糖吸引原住民，經過一些施捨後，殖民者要求原住民工作以換取口糧，原住民因此從事砍伐木材、放牧和剪羊毛以及畜牧工作；他們還擔任漁民、運水人、家僕、船夫和捕鯨者。 然而，歐洲的職業道德規範並不是他們文化的一部分，因為超負荷工作量，原住民的不平等工資，婦女以前是土著家庭的主要供養者，但隨著男子成為工資和口糧的主要供應者，她們的作用被削弱，而婦女最多只能找到歐洲家僕工作或賣淫，導致一些原住民婦女與歐洲男子住在一起以獲取生活資源。
林思允 Suellyn Lin 特稿
Chair Multicultural Alliance Australia
澳洲多元文化聯合議會
